中国古代历史,粗略点说其实就是一部帝王史,虽然老马有结论: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主体,但这主体之上,决定政权组织的、领导人民的却始终是那少数人。
自夏后启始,中国就多了血缘接替的君主制。虽然这苍天之下、万万人之上的位置并不好过,要时刻防备着所有人的抢夺,搞的食不知味、寝不安寐,但话说回来,这其他人无时无刻不觊觎此位!此间,无非一个“权”字,继而就是一个“钱”字,当天下都是你的财产时,当然你就不想下来了!
偏偏,这个“权”必须要分给别人一些。为什么?皇帝毕竟不是真的天神之子,一个人管理这么大个国家是不可能的。于是乎就有了“官”,继而有了官头:“相”。
罗嗦了这么多,其实本文就是想说说这个“相”。
一 君主的恐惧:权相
前面说了,君主的位置谁都想要。而作为一人之下、万人之上的“相”,毫无疑问就是有最大的夺权可能了。
自先秦就有伊尹、周公这样的权相,可以废立君王,表面上看是圣人,实际上他们却是君王最怕而百般防范的那种人!秦汉之时,中央政权基本是“三公九卿制”,三公乃最高地位的官,丞相掌行政,太尉掌军事,御史大夫掌监察,互为牵制。以后又有大司马、大司徒、大司空等职陆陆续续变动,但中央“三巨头”的格局一直未变。
不过,即使有两人牵制,“相”仍旧有不可比拟的优势。就拿丞相、太尉、御史大夫三职来说:太尉往往是虚职——不可能把军权掌于此一人之手;而御史大夫这种对皇帝负责的监察官,说白了只有在皇权强的时候才有用;所以丞相一职往往就能大权独揽,东西汉类似的大司马或大将军等职也一样。于是乎有霍光、董贤、王莽、窦宪、梁冀等人专擅朝政。
此等擅权的“义务”到乱世时期就被掌兵权的将军们抢走了。但,和平总会到来。隋唐时,总该解决这个问题了
二 解决方案:三省六部制
政、军、监察“三权分立”的做法行不通,那就换个做法,把“政”彻底的分开!
于是乎,有了三省六部制:
三省:中书省,掌诏敕,起草政令;门下省,掌封驳,议定并且有驳回诏令的的权力;尚书省,掌执行,具体管事的。
六部:吏部、户部、礼部、兵部、刑部、工部,在尚书省之下,就是一群国家公务员了。
就算如此,如果三省长官各自独权,是不是也有擅权的可能啊?好,中书省长官中书令外,有副长官“中书侍郎”,中书侍郎之下,又有“中书舍人”;门下省长官侍中侍郎之下,还有“给事中”若干;尚书则分左、右仆射。好家伙,三省权力都分了不少!
另外,为使政令不至于来回踢球,唐设“政事堂”,让中书门下的长官侍郎们一起讨论,讨论完了政令自然就出来了。如此一来就没有人大权独揽了吧?还不够。唐常以品位较低的官员同三省长官共议国政,加“参知政事”、 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”等名号,位同宰相。
于是,大唐的权力中心是这样的:政事堂所在衙门里,往往是多达六七个“宰相”在那里吵架,既能集思广益又能分权——皇帝可以安心了。
三 宋代更厉害的解决方案。
到了宋代,太祖太宗皇帝靠制定一套制度,绞尽脑汁地把所有人夺皇位的可能性降到了最低。军事方面和地方权力不消说,不在本文讨论范围。
单看这中央政治:宋代单说“官”可不行,宋官分官、职、差遣三种,官表示你的工资等级;职表示你的荣誉奖状;差遣才是你的实际工作,前面加“权”“举”“提举”之类的名字,表示这才是你的工作。由于官、职这两样都不少,所以宋代冗官冗员特别多,又能安抚官宦子弟,让天下官吏安心做大宋的臣子:有如此好的待遇做不做皇帝也一样啊?
对于权力中心来说,三省六部到宋这里已经算名存实亡了,就剩个中书省还有职权,门下尚书统统成了公务员、执行机构。原本由中书、门下众长官议政的政事堂此时称为“中书门下”,实际上跟门下省一点边都不挨着,就设在中书省,有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行门下侍中职,有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行中书令职,然后又有一堆的“参知政事”的官,照样是六七个“宰相”吵架。但宋的政事堂比起唐的权力还小,因为宋设枢密院掌部分军权,一方面是以文人统军、牵制武将,一方面又分散相权;还设三司,下有户部、度支、盐铁,把财政大权又分走了。于是乎,真有军国大事时,除了那一堆的“宰相”外,枢密使、三司使也得参与,必要时还要拉几个翰林学士来参政,真正就是“群策群议”了。
四 没了宰相的坏处
凡事有利必有弊。
宰相分权,可以集中众人智慧,同时还可以防止权臣乱政,实在是好啊。但坏处呢?前面提到了,有什么事就非得吵出个结果不行。很多时候,就如铁血一样,吵着吵着就偏离了原本吵架的目标,变得“别人反对的,我必赞成”这种局面,如唐末的牛李党争、宋庆历年间的君子党和小人党的争斗、熙宁年间新党和旧党的争夺,往往是于国无益、空耗中央的政治资源。
尤其是熙宁年间,本来是宋能否强国的一个十字路口,因为中央无休止的争斗,使得变法派偏离了目标、不看新法的好坏只管推行、只要有反对意见那就不是新法的纰漏而是反对整个变法,最后以失败而告终,大宋也就跟着越走越黑。
此外,君子无朋而小人有朋。中央的一堆君子彼此之间和不和无所谓,就怕有那么几个小人结成秘密团伙,不需要建树什么,只要捣捣乱就够国家受得了。比如杨国忠、宋徽宗时的“六贼”、误国的贾似道等辈,不需要他们在政事堂吵出什么结果,只要给政事堂搅一搅,就够整个帝国抖一抖了。
说到底,当代的“民主集中”不失为一种良方。如果唐宋之时有设类似于现代议会主席之类能最后敲一锤子的职位,说不定会好一些。
本文纯属瞎掰,万万不要当真。


